世界第三、亞洲首個——華潤海豐電廠碳捕集測試平臺日前開建，成為我國二氧化碳捕集、封存與利用技術（下稱“CCUS”）發展進程中的又一標志。
這不是我國首次對CCUS技術展開探索。2008年起，煤化工、石油、電力等行業便先后試水，希望借此推動減排。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甚至稱，如不采用該技術，很難實現《巴黎協定》所設的2攝氏度控溫目標。
遺憾的是，經過近10年培育，CCUS技術在我國仍處起步階段——已落地者規模受限、成本偏高，真正可持續的項目屈指可數。捕集封存后利用難，加之遲遲未能大規模推廣，讓CCUS陷入爭議。
“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仍將保持，CCUS技術是煤炭規模化清潔利用的一個必然選擇，若能在2030-2050年實現商業化發展，減排貢獻率有望達10%-15%。但目前在我國仍處起步階段，規模較小，面臨發展障礙。”談及CCUS發展，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研究部主任劉強如此概括。
背負減排厚望，卻處尷尬境地——從2008年華能北京熱電廠上馬捕集裝置，到近日開建華潤海豐電廠碳捕集測試平臺，我國在運及規劃的CCUS項目約20個。幾乎缺失的市場機制、偏小的項目規模、及高出平均水平數倍的投運成本，讓業界深感擔憂。
探索十年仍在‘跟跑’
收集高耗能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碳，統一密封在廢棄的油氣田、煤層或鹽堿水層等地表深處，需要時提取利用，企業從中獲益，在不改變能源結構的情況下，自主實現減排目標——這就是CCUS的價值所在。
早在2015年，國際能源署就預測，要實現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的目標，該技術須在2015-2020年貢獻全球減排總量的13%。而我國作為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國，排放量約占全球1/4，《“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2016-2030年）》等10余項國家政策，及陜西、廣東等多個省級規劃，均明確鼓勵發展CCUS技術。
政策激發了各地的積極性。比如，據廣東南方碳捕集與封存產業中心秘書長、愛丁堡大學商業與氣候變化中心主任梁希介紹，2013年開始，廣東便下大決心推動CCUS應用，華潤海豐電廠碳捕集測試平臺與美國、挪威碳捕集中心并稱世界三大碳捕集技術中等規模試驗基地，未來將激活全省乃至全國CCUS產業。
類似正在運行或提上計劃的CCUS項目，在我國還有20多個。但相比全球300多個示范項目，這一規模依然偏小，“而且已有項目僅運行3-5年，年份相對較短，很難積累經驗。”劉強稱。
好技術卻未得到好應用。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龐忠和感慨：“在全球CCUS領域，我國還處在跟跑或并跑階段，目前甚至談不上進入技術推廣階段，更準確地說只是一項為實現減排目標而‘儲備’的技術。”
陷高成本低需求‘怪圈’
國際公認的先進減排技術，在我國為何難推廣？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雖有國家鼓勵和科研支持在前，落實到企業層面，卻出現高成本、低需求的“怪相”。
龐忠和認為，“怪相”首先是因市場機制缺乏。“沒有需求，自然難以推廣。一方面，我國暫未強制性要求企業參與國際減排，企業多靠自愿，減與不減一個樣，為何要多花錢？另一方面，捕集后的利用市場尚未真正形成，二氧化碳賣不動，企業無法從中獲益，為何還要白花錢？”
西北大學地質學教授馬勁風則認為，居高難下的建運成本是另一主因。“以運行成本較低的煤化工領域為例，二氧化碳捕集成本約為100元/噸。但在煤電、鋼鐵等行業，捕集成本高達300-400元/噸。既造成企業減排代價高、壓力大，也導致二氧化碳定價高，下游用戶不愿購買。長此惡性循環，難以形成商業化運營。”
“除捕集外，我國封存、運輸等多個環節的成本也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一度備受關注的華能天津IGCC電站6萬噸/年的燃燒前捕集項目等，就是因成本過高，導致建成后二氧化碳賣不出去。科技部去年在評估我國CCUS項目建設成本時發現，僅運輸管道一項建設費就高出美國數倍，根本無法繼續。”馬勁風坦言。
梁希對此表示贊同：“若項目規模小于10萬噸/年，且運輸半徑不超過200公里，可使用槽車。但長時間、大規模的穩定運輸，必須依靠管道。建設成本過高，也導致配套設施難以完善。”
高排放項目先試先行
在馬勁風看來，目前的重重障礙，或可從“他山之石”汲取經驗。
“在CCUS技術相對成熟的加拿大、美國，多選擇排放濃度高的項目優先試行，捕集成本相對較低。其實，也可轉變思路，從煤化工、化肥、煉油等行業入手，先培養示范項目，積累經驗降低高成本，讓下游企業受益和接受后，然后再向二氧化碳濃度較低、成本偏高的燃煤電廠過渡。”馬勁風稱。
龐忠和認為，去年底啟動的全國統一碳市場，一定程度上可助力CCUS技術推廣。“隨著碳市場逐步完善，強制減排將成趨勢，今后或可通過碳稅等方式引導企業。例如，排放1噸二氧化碳需繳稅200元，捕集封存只需100元/噸。企業選擇后者，通過自主減排抵消碳配額、減免稅收，每噸還可倒賺100元。一旦有了收益，企業意識到碳減排的價值，市場需求漸漸就多起來了。”
龐忠和同時強調，因地質條件差異，不同地區的封存方式應因地制宜。但目前暫無全國統一的技術規范，這塊空白也待完善。“地下能裝多少二氧化碳？如何封存最科學安全？這些都應建立在長期觀測、持續評估的基礎上。但現有項目規模小、運行時間短，給評估帶來難度，不足以得出權威結論。進一步發展CCUS，還離不開技術、規范、監管的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去年國家發改委與亞洲開發銀行簽訂合作備忘錄，業內呼聲很高的資金支持，終于有了實質進展。亞行出資550萬美元用于我國大規模CCUS研發推廣。“國家層面的激勵政策也已啟動制定，計劃3年內完成。”馬勁風透露。
這不是我國首次對CCUS技術展開探索。2008年起，煤化工、石油、電力等行業便先后試水，希望借此推動減排。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甚至稱，如不采用該技術，很難實現《巴黎協定》所設的2攝氏度控溫目標。
遺憾的是，經過近10年培育，CCUS技術在我國仍處起步階段——已落地者規模受限、成本偏高，真正可持續的項目屈指可數。捕集封存后利用難，加之遲遲未能大規模推廣，讓CCUS陷入爭議。
“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仍將保持，CCUS技術是煤炭規模化清潔利用的一個必然選擇，若能在2030-2050年實現商業化發展，減排貢獻率有望達10%-15%。但目前在我國仍處起步階段，規模較小，面臨發展障礙。”談及CCUS發展，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研究部主任劉強如此概括。
背負減排厚望，卻處尷尬境地——從2008年華能北京熱電廠上馬捕集裝置，到近日開建華潤海豐電廠碳捕集測試平臺，我國在運及規劃的CCUS項目約20個。幾乎缺失的市場機制、偏小的項目規模、及高出平均水平數倍的投運成本，讓業界深感擔憂。
探索十年仍在‘跟跑’
收集高耗能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碳，統一密封在廢棄的油氣田、煤層或鹽堿水層等地表深處，需要時提取利用，企業從中獲益，在不改變能源結構的情況下，自主實現減排目標——這就是CCUS的價值所在。
早在2015年，國際能源署就預測，要實現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的目標，該技術須在2015-2020年貢獻全球減排總量的13%。而我國作為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國，排放量約占全球1/4，《“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2016-2030年）》等10余項國家政策，及陜西、廣東等多個省級規劃，均明確鼓勵發展CCUS技術。
政策激發了各地的積極性。比如，據廣東南方碳捕集與封存產業中心秘書長、愛丁堡大學商業與氣候變化中心主任梁希介紹，2013年開始，廣東便下大決心推動CCUS應用，華潤海豐電廠碳捕集測試平臺與美國、挪威碳捕集中心并稱世界三大碳捕集技術中等規模試驗基地，未來將激活全省乃至全國CCUS產業。
類似正在運行或提上計劃的CCUS項目，在我國還有20多個。但相比全球300多個示范項目，這一規模依然偏小，“而且已有項目僅運行3-5年，年份相對較短，很難積累經驗。”劉強稱。
好技術卻未得到好應用。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龐忠和感慨：“在全球CCUS領域，我國還處在跟跑或并跑階段，目前甚至談不上進入技術推廣階段，更準確地說只是一項為實現減排目標而‘儲備’的技術。”
陷高成本低需求‘怪圈’
國際公認的先進減排技術，在我國為何難推廣？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雖有國家鼓勵和科研支持在前，落實到企業層面，卻出現高成本、低需求的“怪相”。
龐忠和認為，“怪相”首先是因市場機制缺乏。“沒有需求，自然難以推廣。一方面，我國暫未強制性要求企業參與國際減排，企業多靠自愿，減與不減一個樣，為何要多花錢？另一方面，捕集后的利用市場尚未真正形成，二氧化碳賣不動，企業無法從中獲益，為何還要白花錢？”
西北大學地質學教授馬勁風則認為，居高難下的建運成本是另一主因。“以運行成本較低的煤化工領域為例，二氧化碳捕集成本約為100元/噸。但在煤電、鋼鐵等行業，捕集成本高達300-400元/噸。既造成企業減排代價高、壓力大，也導致二氧化碳定價高，下游用戶不愿購買。長此惡性循環，難以形成商業化運營。”
“除捕集外，我國封存、運輸等多個環節的成本也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一度備受關注的華能天津IGCC電站6萬噸/年的燃燒前捕集項目等，就是因成本過高，導致建成后二氧化碳賣不出去。科技部去年在評估我國CCUS項目建設成本時發現，僅運輸管道一項建設費就高出美國數倍，根本無法繼續。”馬勁風坦言。
梁希對此表示贊同：“若項目規模小于10萬噸/年，且運輸半徑不超過200公里，可使用槽車。但長時間、大規模的穩定運輸，必須依靠管道。建設成本過高，也導致配套設施難以完善。”
高排放項目先試先行
在馬勁風看來，目前的重重障礙，或可從“他山之石”汲取經驗。
“在CCUS技術相對成熟的加拿大、美國，多選擇排放濃度高的項目優先試行，捕集成本相對較低。其實，也可轉變思路，從煤化工、化肥、煉油等行業入手，先培養示范項目，積累經驗降低高成本，讓下游企業受益和接受后，然后再向二氧化碳濃度較低、成本偏高的燃煤電廠過渡。”馬勁風稱。
龐忠和認為，去年底啟動的全國統一碳市場，一定程度上可助力CCUS技術推廣。“隨著碳市場逐步完善，強制減排將成趨勢，今后或可通過碳稅等方式引導企業。例如，排放1噸二氧化碳需繳稅200元，捕集封存只需100元/噸。企業選擇后者，通過自主減排抵消碳配額、減免稅收，每噸還可倒賺100元。一旦有了收益，企業意識到碳減排的價值，市場需求漸漸就多起來了。”
龐忠和同時強調，因地質條件差異，不同地區的封存方式應因地制宜。但目前暫無全國統一的技術規范，這塊空白也待完善。“地下能裝多少二氧化碳？如何封存最科學安全？這些都應建立在長期觀測、持續評估的基礎上。但現有項目規模小、運行時間短，給評估帶來難度，不足以得出權威結論。進一步發展CCUS，還離不開技術、規范、監管的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去年國家發改委與亞洲開發銀行簽訂合作備忘錄，業內呼聲很高的資金支持，終于有了實質進展。亞行出資550萬美元用于我國大規模CCUS研發推廣。“國家層面的激勵政策也已啟動制定，計劃3年內完成。”馬勁風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