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項目啟動初期，政府并沒有去要求價格有多少地下降，反倒是讓價格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使得進行研發和生產新能源產品的企業有足夠的利潤去進行各種各樣的研發和測試，他們的生存成本得以平攤到其他的企業中去。

在以造船業嚴重衰退的漢堡，不來梅等城市，政府率先讓擁有風力發電技術的企業冒頭出來，讓一些“齒輪箱”廠開始從重機偏向于風力發電。逐步建立了新能源的生產體系，甚至通過GTZ（德國技術合作公司）之類的“半國營”企業，四處去推銷他們的“風力發電技術”、“生物能發電技術”等，很多時候由他們打包來統一組織從項目測量，評估，立項，再到執行，維護等各個方面的活動。

等到風力在2003年形成一定氣候的時候，國家開始對生物質發電以及光伏發電“給力”：通過“十萬屋頂計劃”，把風力發電積累的“就業”經驗帶到光伏行業中來。這一時期的重點是解決“就業問題”，國家在安置勞動力方面的獲益，比產品本身獲利要高。

與此同時，他們更系統的“技術輸出”開始了：德國人把一些太陽能方面的技術“輸出”到了中國，于是中國太陽能系統里企業就和風力發電系統里的企業要等“發電機”，“齒輪箱”等關鍵部件一樣，開始翹首等待光伏產業中急需的“電池片”了。

等到整個產業鏈基本上都步好局，大大小小幾十個研究所成立了太陽能方面的研究小組以后，德國政府開始發力要“降低補貼”了。恰恰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的企業“沖”上來了，紛紛地掉進挖好的坑，“杯具”了。

做新能源，別看大家都叫得很兇，但是真正能夠擺脫德國產業政策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整個世界范圍內，叫得上名字的只有一家，那就是“十年磨一劍”的美國“First Solar”公司。他的技術上走了一個“偏門”，讓德國的影響力降到最低。中國唯一幾家能夠喘喘氣，不太看德國政策臉色的企業多半自己還搞了一點“研發”，那些把希望寄托在“高校”，中科院的企業，只能在希望中等待“希望”了，希望能有希望。

至于西班牙，意大利的政府補貼，往深層次講，基本上都是歐元區德國強勢主導下的產物。西班牙的那把火燒得有些早，而且西班牙沒有完全按照德國人設計的出牌，導致德國沒有能夠把握住局勢，沒有能夠讓德國的企業在生產上跟上來，反而成就了一些“中國企業”。等到2008年2009年洗過牌以后，一大批德國公司開始和銀行聯合起來，造就了意大利的繁榮，Conergy，Qcell這些本來有些搖搖欲墜的企業，在意大利重新獲得了生機。

跟政府玩，一般還是需要有同樣級別的對手才好，可是我們的大多數民企，還不明白這個道理，看著央企在那里玩，只有“羨慕嫉妒恨”，沒有“上桿子”黃繼光一把的。